离开深圳，为什么会“水土不服”？

晓雅是初二才跟着父母来到深圳的，她坦言自己刚来深圳时完全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，总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直到有一次被交警拦下罚了两百块钱，从此以后，上车系安全带的动作就刻进了她的“DNA”。

大学时去外地读书的她还是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，偶尔有司机笑她，说“小妹妹，我开车很稳，不用这么紧张”的时候，她只好尴尬地笑笑。

“离开深圳的时候，才发现深圳有那么多的好。”具体体现在晓雅身上，她形容是类似“后遗症”的感觉。

在深圳，她习惯了坐扶手电梯靠右边，因为左边要留给那些赶时间的行人；公共场合看到抽烟的人会上前提醒，在地铁看视频会戴耳机，主动给老人孕妇让座；无论干啥都得先排队，如果有人插队会感觉非常不舒服......

也正是因为这些“后遗症”，才让晓雅在很多细节上，都愈发感受到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。

“我在外地上大学时，公交车上、甚至学校食堂里，都经常有人肆无忌惮地抽烟，没人去提醒，大家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”，晓雅说，如果自己去劝阻，反而成了“异类”。

但回到深圳后的晓雅会非常明显地注意到，绝大部分抽烟的人都会自觉去吸烟室、厕所门口或垃圾桶附近，这让她感到安心：“不让所有人为一个人的行为买单，在深圳是一种共识”。

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晓雅经常往返于不同城市之间，每次与别人谈论起深圳，就忍不住眉飞色舞，自豪感瞬间油然而生。

因为在她眼里，没有哪个城市像深圳一样——

街道永远干净明亮，时刻焕发生机与活力；路上车辆井然有序，司机总是面带微笑，用手示意让行人先走；图书馆、志愿者、献血站随处可见，出门就是公园，抬头就是蓝天。

每当飞机回到深圳上空，晓雅总是迫不及待地向下俯瞰。她说，飞机落地，走出机舱的一瞬间，会有一种熟悉的“深圳气息”扑面而来。

作为芸芸“深漂”中的一员，刘可欣在深圳的这几年，动过无数次想要离开的念头，并真的回到北方老家工作了两年的时间。

不过，最终她还是毅然决定重返深圳。

有人不解：“你在深圳没车没房，在家待着踏实过日子不好吗？”

面对这样的质疑，刘可欣不愿多说什么，“没来过深圳的人不会懂，再怎么解释也没用”。

她回忆，当年回到老家后，因为专业在家乡根本找不到对口的工作，只能经人介绍在去一个乡镇企业做文员。工资三四千，每天就是写写文件，做做表格，“比起在深圳的忙碌，那段日子可以说是彻底躺平了”。

但刘可欣很快意识到：工作的重担虽然暂时卸了下来，其他方面的压力却如潮水一般向她涌来。

“因为我们那个县城特别小，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、同学朋友，不管去哪总能碰到熟人”。

而大家对她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大同小异：“在深圳一个月能拿多少钱？”“咋还没找男朋友？要不给你介绍一个？”“女孩子家不用那么拼，再不生娃就晚了！”

时间一长，刘可欣每天都有种“被查户口”，甚至“被批判”的感觉，对这些话题越来越避之不及，如果有亲戚朋友来家里，她宁愿把头蒙在被子里装病。

而最终让她下定决心要回深圳的，是在一次应酬时，几个男领导和同事带头给她灌酒，还威胁她：“不喝就是不给面子”。

情急之下，她谎称自己开了车不方便，却得到“没事儿！那就小抿几口”的回应，无力招架的刘可欣只能趁自己还算清醒时，急忙躲进厕所给家人打电话。

她说，也许这种酒桌文化每个城市多多少少都会有，但在深圳的时候，比起喝酒，应酬更多是喝茶，即使是在需要喝酒的场合，如果说自己开了车，也不会有人再强迫。

渐渐地，她发自内心地想念起了深圳。

既想念这里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的包容，也想念大家彼此熟悉，却能保持友好距离的自由；

更想念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是快递小哥还是职场精英，都享受同等的尊重，很少有人用偏见去衡量和评判别人。

现在独自租住在沙尾城中村的刘可欣，终于有了不被人打扰和议论的从容，也做着一份虽然忙碌，却让她倍感充实的工作。

“这是我来深圳的目的，也是我回深圳的意义”。

深圳有七成以上的外来人口，来自五湖四海的面孔每天都在这里上演着相聚或分离。而只有当我们暂时离开这座城市时，也许才能意识到我们有多么热爱这里。